马连良先生是一位善于继承、勇于革新的京剧生行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他8岁入喜连成科班学艺，14岁开始宗法谭（鑫培）派，主演须生。17岁出科，应邀去福州主演谭派戏，声誉鹊起。他为了深造，不惜暂离舞台，再次坐科三年，为继承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于25岁开始整理、改编、演出传统剧目。26岁挂头牌挑班演出。1930年组成扶风社后，更是锐意精进，排演了《串龙珠》、《苏武牧羊》、《十老安刘》、《春秋笔》、《临潼山》等新戏，连传统剧目《四进士》、《一捧雪》、《清官册》、《清风亭》、《三娘教子》、《借东风》、《甘露寺》、《二堂舍子》、《打渔杀家》等，在表演、唱工、念白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清新潇洒的艺术风格，他对表演、唱白乃至音乐伴奏、装扮、舞台装饰等都作了精心改进。早在解放前他已经驰誉南北了，数十年间，前后两届“四大须生”和“南麒、北马、关外唐”都有他的席位，可见其艺长期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当时隐居香港的马连良先生毅然拒绝了台湾某些人的拉拢，于1951年10月1日离开香港，经广州、武汉回到北京。周总理接见他时，对于他的爱国行动热情给予肯定，鼓励他将艺术贡献给人民。1952年8月，北京成立了马连良京剧团，使他恢复了正常的艺术生活，特别是1955年该团改组为他任团长的北京京剧团之后，在人民政权的扶持下，他主演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剧和现代题材京剧，如《将相和》、《赤壁之战》、《赵氏孤儿》、《青霞丹心》、《秦香莲》、《官渡之战》、《海瑞罢官》、《杜鹃山》、《南方来信》、《年年有余》等，将马派艺术升华到更新更高的境界。他在北京京剧团和由他任校长的北京戏曲学校中，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的不少学生成为今天京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

　　我和马连良先生的交往始于1946年，晤面却在1951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1946年夏，我任会长的胶东文化协会驻莱阳城时，据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透露：马连良先生有从上海秘密来烟台演出的愿望。当时，我请示了胶东区党委，组织上表示欢迎，并准备藉他来烟台演出的机遇，留他参加胶东文协胜利剧团。但不巧马先生当时正卧病在床，未能成行。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形势突变，军事倥偬，和马先生的联系也就中断了。1948年，他赴香港治病。1949年北京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彭真同志都曾关怀他的归来。1951年，梅兰芳同志托由香港回京的李慕良同志给马先生带信，促他早归。此后，中南区陈荒煤、崔嵬诸同志派人去香港联系。马先生当即由李慕良同志陪同，回到广州，与当时正在广州的武汉京剧团合作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梅兰芳同志和我都曾写信向他致意，寄去戏曲改革的有关资料，并表示欢迎他参加国家剧院。不久，马夫人陈慧琏和张君秋同志从香港回到武汉，经中南区挽留，马先生与张君秋同志在武汉组成中南联谊京剧团。1951年深冬，他回北京，我们终于晤面。

　　1953年8月间，国务院正筹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那时，我因病暂在西郊青龙桥程砚秋同志的旧居休息。一天深夜，马先生和李慕良同志冒雨驱车来访，来同我商量参加赴朝慰问的事，报国之情，溢于言表。我谈到朝鲜前线很艰苦。他说：“为了慰问最可爱的人，再艰苦我也不怕！我才53岁，正年富力强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要为祖国尽一点心。”我把他的心愿转达齐燕铭同志。不久，周总理批准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许多艺术家在总团长贺龙同志的率领下赴朝演出。他们经历千辛万苦，圆满地完成了慰问任务。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联袂排演《赤壁之战》，群星辉映，盛况空前。马先生扮演孔明贯穿到底，一改过去前鲁肃、后孔明的演法。《赤壁之战》是以《群英会》为基础改编的。改编本的场子、唱白通篇有所增删，连马先生脍炙人口的“借东风”的唱词、舞台调度都有若干改动。这场的“二黄导板”、“回龙”、“原板”几乎全是新词，马先生欣然接受，极表赞同，并精心创造，使他多年塑造的孔明形象达到了新的高度。1959年北京京剧团排演《赵氏孤儿》，由马先生扮演程婴。对于剧本和表演，我们也曾共同切磋琢磨。他虚怀若谷，对艺术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难忘的是马先生于1960年主演《海瑞罢官》的往事。该剧的作者吴晗同志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多年。1958年冬，他先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诸文，赞扬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1959年，我分工负责中共北京市委戏曲方面的工作。马先生托我求吴晗同志为他写个海瑞戏。吴晗同志欣然命笔，七易其稿而剧成。马先生饰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演出后颇获好评。1965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公开诬陷此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吴晗同志被迫害致死。马先生也受到株连，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辞世。

　　马连良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在中国京剧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为人谦和，艺德高尚，热爱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民族艺术事业。他善于继承创新，善于辨别演出剧目的善恶、美丑，善于培育、扶持优秀人才。大师虽去，艺德长传。今逢他诞辰100周年，党和政府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这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千秋万代，人们不会忘记他的艺术功绩。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