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原载2007年第4期《纵横》
凡真正的话剧迷，尤其是老话剧迷，没有谁不知道坐落在王府井大街22号的首都剧场是北京人艺的专用剧场的。但是北京人艺能拥有这个剧场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此事大概没有多少人能说得上来，不必说院外的话剧迷，就是北京人艺自己的同志，特别是60岁以下的同志，能说得清清楚楚的怕也寥寥无几。
周总理批示建造话剧专用剧场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刚刚成立时，没有自己的剧场(那时候全北京城也没有一个专门演话剧的剧场)。北京人艺开张的四个小戏(《喜事》《夫妻之间》《麦收之前》《赵小兰》)是在今天的大华电影院(1945年以前叫“光陆电影院”)首演的。后来北京人艺开始排大戏了，演出剧场就转移到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安门大街路南的真光电影院(即今天的中国儿童剧场)演出。
凡有一点戏剧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电影院无论如何不是演出话剧的场所，于是北京人艺的演出剧场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都很重视此事。1953年1月2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联名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申请建造话剧专用剧场。剧场的大小初步设想为可容纳900位观众的小剧场，所需经费约旧币八九十亿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八九十万元)，地址拟选在王府井大街北端路东的生产教养院旧址，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今天首都剧场的位置。解放初期，这里是一片小平房，是用来改造妓女的生产教养院(老门牌是王府井大街甲73号，今天的新门牌为王府井大街22号)。
18天之后，也就是1953年春节的大年初三(2月16日)下午，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将北京人艺的曹禺院长、焦菊隐和欧阳山尊两位副院长约到他的办公室，详谈关于建设剧场的问题。周总理认为900人的容量小了一点，应该建一个可容1200人的大剧场，同时建议剧场的灯光、音响等设备应向民主德国订购，经费先拨150亿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150万元，下同)。周总理对选定的场址也表示满意。
彭真市长、吴晗副市长在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之后，立即着手研究生产教养院的搬迁工作，同时选定著名建筑设计师林乐义主持该剧场的设计工作。
2月24日，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打报告给周总理，报告中说：“2月16日，承总理指示，令我们考虑是否能将剧场容量扩至1200人，需增加建筑经费若干？我们与建筑师林乐义一同详细研究计算，谨将结果报告如下：原拟900座位，约需经费90亿元；如容量增至1000人以上，则需增加楼座，提高建材标准和通风、防火设备的规格数量等，故经费要增至235亿元。向民主德国订购灯光设备等，需20亿元，通风设备亦同时向民主德国订货。”北京人艺在委托周总理的秘书韦明同志转呈该报告的同时，还附上了欧阳山尊给韦明同志的信。
第二天，周总理在阅过报告后，在欧阳山尊致韦明的信上批示：交齐商办。这里的齐指的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这个批示的原件现保存在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周总理对北京人艺建设剧场的事情虽然作了批示，但落实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因为那时北京还从未建造过一个正规的大剧场，如今看到了希望，而且这个“希望”还是专给北京人艺的，顿时在北京的演艺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包括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心里也有些不平衡。
多方相争剧场归属一波三折
3月20日，周总理的秘书韦明给欧阳山尊打电话传总理的询问：为什么外贸部报送的向国外订货的清单中没有北京人艺的订货？韦明叮嘱山尊同志要尽快给总理写报告，申请订货。
欧阳山尊接电话后立即写信给韦明说明情况。信中说，总理对建设剧场一事批示后，曾数次与齐燕铭同志谈建造剧场之事。齐燕铭同志提出了北京人艺与全国政协合作，在西城赵登禹路建造剧场，两家共同管理、共同使用的意见。剧院认为这样做有很多不便，仍坚持单独建造，故再次报请周总理批示。欧阳山尊在信中还说：彭真市长知道了齐燕铭的意见后，主张不要与全国政协合建，还是在东城建造一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单独管理的专业剧场。为此彭真和齐燕铭通了电话，商定还是在东城为北京人艺建造剧场。
经过一番反复磋商后，1953年4月27日，建造剧场的序幕终于拉开，王府井大街北端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钻探开始了！
勘探工作和生产教养院的搬迁工作虽然开始了，但关于这个剧场未来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1953年11月4日，习仲勋、周扬、齐燕铭等领导在审看北京人艺重新排的《龙须沟》时，习仲勋说建筑工程费405亿元、向民主德国订货170亿元都无问题。周扬说：这个剧场由北京人艺管理，并有优先使用权，但也要适当照顾到其他剧团与剧种的演出。
周扬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文化部的意见。1954年2月初的一天，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欧阳山尊，并向山尊出示了关于这个剧场的决定草案，草案的基本内容是：①这个剧场基本上不是演话剧用的，而是一切剧种都可以在这里上演；②这个剧场主要不是解决北京人艺无固定剧场的问题，而是供各剧团及外国剧团演出用的；③这个剧场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其成员由各剧院的负责人组成；④这个剧场定名为“首都剧场”。刘芝明在山尊看罢草案后当即征求了山尊的意见，山尊随即谈了对草案的不同看法。回到剧院后，欧阳山尊于1954年2月16日又写报告给彭真市长和张友渔、吴晗两位副市长，请示如何答复文化部。在报告中，欧阳山尊再次强调了周总理的指示：“这个剧场的性质基本上是演话剧用的，如果不明确是什么(性质的)剧场以及不规定主要由谁使用，那就等于自己制造矛盾，势必弄成争吵不清。”
尽管北京人艺一再争取对首都剧场的使用权，但文化部始终不肯让步。一个半月后，即1954年3月30日北京人艺接到了文化部的文件。文件称：“将隶属于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北京剧场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管。文到后立即办理交接手续。”这里所说的北京剧场就是前面提到的真光电影院，这家电影院1950年4月起改名为北京剧场。面对文化部的明确态度，无奈之下，北京人艺成立了接管小组并于4月10日接管了北京剧场。
首都剧场最终“花”落“人艺”
1955年1月23日(农历除夕)，北京人艺在北京剧场开始演出由曹禺先生创作的新剧《明朗的天》，首场演出是国务院包场，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场看戏。散戏后，周总理到后台看望全体演职员。当总理问到首都剧院的建设情况时，大家告诉总理说文化部把剧场收回去了。周总理表示不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要查一查。同时指示剧院领导了解一下新建的首都剧场还适合不适合演话剧，要把详细情况向他报告。3月2日，北京人艺的领导向周总理作了书面报告。一周后，曹禺院长再次报告周总理，请求帮助解决将首都剧场交回北京人艺的问题，并告诉总理首都剧场仍可演话剧。
然而20天后，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致函彭真市长、张友渔副市长，提出：“因中央指示要大力削减预算及基建经费，故原拟在收回首都剧场后给北京人艺另建一座小剧场的经费亦得削减；今后几年内不再新建剧场。文化部前已拨给北京人艺的二三十亿元，用以扩建北京剧场，扩建后作为该院的经常演出场所。”
两天后，张友渔将原信批给曹禺，征求意见，以便答复。4月11日，曹禹院长报告张友渔副市长，说关于首都剧场的归属问题已向总理作过汇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剧院同意对北京剧场进行扩建修整。这个答复，北京人艺完全是出于无奈。
一年后的1956年6月，北京市第一座最宏伟的剧场落成在即，然而依然不知它会花落谁家。7月7日，北京人艺的曹禺院长、焦菊隐副院长真的着急了，他们分别写报告给周总理，再次详细阐述了首都剧场的筹建经过及文化部收回的情况，同时陈述了北京剧场不适应演出需要的状况，再次请求总理帮助解决将首都剧场交还北京人艺使用的问题。
20天以后，北京人艺终于盼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周总理决定：将首都剧场交北京人艺管理使用！
8月20日，北京人艺正式接管了本应属于它的首都剧场。22日全院同志与首都剧场的全体同志举行了庆祝大联欢。
9月24日，北京人艺新排的曹禺名著《日出》在自己的剧场进行了首场演出。从此，北京人艺的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