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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剧圈里，孙毓敏有“天才”之名；在戏曲界，孙毓敏创造了残疾后重返舞台的奇迹；在院校团长嘴里，孙毓敏以“拼命”著称；在京剧走出象牙塔，传统文化增强竞争力的文化体制改革中，６７岁的孙毓敏已然是自觉的弄潮人。而在记者的眼里，这位京剧界的领头人，是幽默、智慧、周到、细心、精明甚至节约的，像若干个音符在一部宏大的叙事交响乐里跳动，像她身穿的红色调中式上装，生动，有力。
孙毓敏在２０刚出头的时候就成为有名的花旦，在瘫痪卧床之后又挪步爬上舞台再演１３年，还在５０岁出头的时候受命担任北京戏曲学校校长（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前身），并成为继郝寿臣、马连良之后北京戏校又一位名校长。走过贫穷追赶的童年，直面被侮辱的青春年华，最美不过夕阳红……孙毓敏说：“我已经活了两辈子。我希望活出双倍的价值。”
谈授业 带过８０多个徒弟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徒弟现在有多少了？
孙毓敏（以下简称孙）：８０多个吧，我也记不清了。
记：您对收徒有什么标准吗？
孙：我也是向梅兰芳先生学习，他也有很多业余徒弟。我对票界的学生要求不是很高，不需要她们的嗓子、形象等都是出类拔萃。专业的学生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因为专业演员也可能是历史造成的原因，或者学了戏没法演，或者因人际关系在剧团不受重视现在还没演出名声。但是我想我教给学生们，起码她们以后学会了能再教别人。她们既然拜了我肯定也是有选择的，也打听了我的为人，所以我也很感谢徒弟们对我的“海选”。因为我曾经当过很可怜的学生，比如总有人捣乱，在老师间挑拨，这让我很痛苦。所以我就替学生想，我不要当这么可恨的老师，所以我一般跟徒弟都平等相待。我并不挑剔学生，只要她还愿意学京剧，我就愿意教。
台湾徒弟感动了我
记：您是不是经常被学生的执著而感动？
孙：是的，比如我收过一个台湾的徒弟，当时我在香港讲课，结果这个学生听说后就把回台湾的机票退了，找到我问：“老师您能不能收我为徒？”我说可以呀，她说：“老师您赶紧坐下，我给你献茶。”我当时也不懂什么叫献茶，就端过她递过来的茶杯，我正要喝她扑通一下子跪下了，把我吓坏了。我只是能教她些戏，她却这么重视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
记：那您都教她了些什么？
孙：她是台湾的，我想我不应该让她白白来一趟，所以拜师当天下午我就给她教戏。她说在台湾新戏比较受欢迎，还给我唱了几段。我就想起《痴梦》这出戏，因为这出戏人少好合成，我把唱、念用录音机给她录下来，她回去几个月就学会了。她从台湾来北京我又给她说动作，也因为这出戏她职称上了一级。
我还有一个山东学生，她本来不喜欢荀派花旦，有一次看了我演出的《玉堂春》后跑到后台，说老师我想跟您拜师，我就觉得她特诚恳，所以就答应了她，并且把第２天的旅游给推了，连夜给她说戏。我说第一出最好让她学《金玉奴》，虽然是出老戏，但是很有特色。两个星期后她就来北京找我了，她回去演这戏演红了。后来她也来了北京，由一个武旦演员正式转成了花旦演员。这个学生经常给我写信，她想要进步，愿意提高自己，所以我被感动了。
不怕教会学生自己没饭吃
记：您不怕教会了学生老师就没饭吃了？
孙：我再研究新东西，所以我不害怕。前几年中国戏曲学院让我带研究生，我就长了很多新能耐，他们毕业的论文我要帮他们开题，要帮他们找论据、论点，我的水平也就是中专水平，可是最后他们的论文通过了，我也学到了新东西，这就是不断进取。过去我们太土了，现在我们需要科学。不要一味只知道让学生苦练，要让他们开窍，所以我教学生时把我的经验直接告诉她们，一方面可以让她们少走弯路，另一方面也能缩短学习时间。
记：您有什么具体打算？
孙：我准备办个荀派提高班，但是得有个便宜的房子，要不戏迷们来北京花钱太多，这个班的目的就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演出。我一直认为戏迷不得轻视，我跟有的演员不一样，从来不瞎对付戏迷，我觉得他们是智慧富余，你想，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后还能把戏研究得很好，不是都得很有智慧吗？所以在戏迷身上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谈演戏 跟杜近芳学写演出日记
记：您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善于总结？
孙：有一次我在餐厅看见杜近芳，当时她并不认识我，我从她身边过时无意中看见她在写演出日记，我才恍然大悟：人家演得那么好，还经常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所以后来我也写东西，每次演出我也总结，比如怎么配合观众的胃口，到什么程度观众就能满足，琢磨观众心理学。我这名字本来人家就记不住，还经常有人念成孙敏敏，唱戏本来就是名利场，没有名气就没法让观众信任。所以我就琢磨在台上某一句大声些或某个唱腔结束后慢慢亮相，让观众回味一下，记住我这个演员。
记：您当时学戏跟现在您教学生一样吗？
孙：我自己知道学戏有多难，过去是天天表忠心的时代，周围的环境，别人的排挤，让你都得有耐力，谁能努力到最后谁就笑到最后，是考验你的执著。过去很多演员是师父领进门后自己瞎修行。所以我现在每收一个徒弟，我就会给她们足够的空间，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改老师的戏，老师就很生气，不让我创作。现在我的学生如果有改得好的地方，我以后也学她这么演。
为演戏吃药像自杀一样
记：您开朗的性格是受花旦影响吗？
孙：是，当时“文革”打击了我一下，我不太有耐心，比较急躁。后来我一想，活着得有意义，要是坐在轮椅里过一辈子太没劲了，所以我受伤以后开始是想研究理论的，后来没想到强忍着疼痛练习居然能走路了，后来又能跑了圆场，我当然要回到舞台上了，我的价值在舞台上。回到北京以后我一年就演出了１６０场。那时候为了自己能继续登台演戏，大把大把吃药，感觉跟自杀一样。我觉得演戏比生命重要。
记：您这个年龄了，为什么还穿得那么时尚、浓烈？
孙：这是我对生活的态度，大红大绿的是我热爱生活的表现。我以前出去演出时，看见香港、国外老太太浓妆艳抹也没人笑话她，反而让我觉得很好看。我脸上有斑点，所以我就涂得白，我脸又大，如果不涂口红也不好看，所以口红颜色很重。
谈京剧 京剧还处于亚健康状态
记：你觉得京剧能完全走市场化的路线吗？
孙：以现在的生存能力，当然不能。目前戏曲不吸引人的原因虽然有本身水平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太多，艺校也过于泛滥，应该减少。但这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解决。
另外一点，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这次法国之行也让我意识到，中国有才华的戏曲人才很多，但却没有像法国那样有那么多优秀的经纪人，能用敏锐的眼光把我们的优秀人才包装好并推出去。民族艺术是高雅艺术，但我们自己不重视，也缺少人才来经营，所以只能是凑合活着。法国之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我们的民族艺术需要的不仅仅是创作人才，更需要懂得把这种创作推向市场的经纪人才。像去年，白先勇推出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非常受青年观众的欢迎，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真正拉动青年进剧场看戏了。现在中国台湾就已经形成了很好的氛围，大学生以看昆剧为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修养的表现。但我们内地却很浮躁，院团本身也好，观众也好，大家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因此，这次我们在法国做的这项京剧普及活动，也应该在中国的各类院校中有计划地、切实可行地推广。（《北京娱乐信报》唐雪薇） |